1941年9月，远在香港的萧红，于“九一八”10周年之际，在病榻上写下了两封公开发表在报刊上的信，一封是《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那是她写给苦难深重又坚韧无比的东北故乡的，另一封是《九一八致弟弟书》，那是她写给小自己5岁，其时已经四年未见一面的胞弟张秀珂的。

　　自七七事变后，张秀珂去了西北参军抗日，萧红则与端木蕻良先是去了西安，后又去了武汉、重庆，最终因为战火不断延烧，被迫于1940年辗转去了香港。

　　这长达四年的时间，因为战乱，因为到处流亡，姐弟二人最终彻底失联。因为失联日久，又终日缠绵病榻，萧红对这个从小和自己一起长大，相依为命的弟弟无限思念牵挂，最终将这一封写给弟弟却无处可以投递的信，公开发表在了《大公报》上。

　　她私心里当然希望，因缘凑巧，弟弟恰好看到这一封信，一如当年她在报纸上以悄吟的笔名发表文章，被弟弟恰巧看到，然后弟弟通过报社，很快写信给她，最后与她顺利相见一样。

　　若是这一次还如当年，弟弟给她回信，甚至来香港看望的她，那对于当时的萧红，该是多么巨大的惊喜啊。

　　张秀珂1916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城一个地主家庭，他的父亲张廷举曾任呼兰县教育局长、黑龙江省教育厅秘书等职。但是出生于这样一个生活富足又颇有名望的地主家庭的张秀珂，和他的姐姐张乃莹（萧红原名），同有一个悲惨不幸的童年。

　　除了萧红姐弟，张秀珂的母亲后来还生有两个儿子，却都在幼年时不幸夭折。张秀珂三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很快再婚。

　　继母对姐弟二人谈不上虐待，但那种无视和漠然，让萧红姐弟俩自母亲去世后，就再也没有享受过母爱的温暖。

　　唯一对姐弟二人照料呵护的只有年近七旬的爷爷。当萧红为着要外出读书和父亲、继母发生争吵时，总是爷爷颤颤巍巍走过来卫护着自己的孙女；而年幼的孙子张秀珂的日常生活，则全由祖父照料。

　　夜里，当萧红伴着爷爷睡时，张秀珂便只有和家里的一个姓张的老厨子睡在下屋里。

　　当继母很快也有了自己的孩子，迎接萧红姐弟二人的，便更是只有来自父亲的打骂和继母的冷笑。

　　正是这样不幸悲惨的童年，让长大后的张秀珂一度怀疑张廷举并非他和姐姐萧红的生父。

　　面对这一切不公，身为养父的爷爷，除了忍气吞声，也无法可想，只有在心里盼着姐弟二人快快长大，长大就好了。

　　1927年8月，萧红高小毕业后，以全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第一女子中学。萧红还没来得及喜悦时，她的祖父却就在这一年去世了。

　　从此，在这个世界上，相依为命的姐弟二人，再也得不到来自亲人的哪怕一丝关爱了。

　　自爷爷去世后，在家乡读小学的张秀珂，最大的期盼和乐趣，就是姐姐萧红放假从哈尔滨女中归来，和他一起度过的一个又一个无忧无虑的漫长夏日，还有热闹欢腾的一个个寒假了。

　　有一次，萧红放假归来，带回来一个一头装放大镜，一头装幻灯片，名叫幻镜的玩具，给当时想看电影却不能够的张秀珂，带来多么巨大的精神满足啊。

　　又有一次，萧红从女中放假回来，给张秀珂带回来一个五颜六色的万花筒，也把张秀珂给高兴坏了，一连好多天，玩得爱不释手。

　　1942年，当萧红在香港的病榻上，向骆宾基口述最后一篇小说《红玻璃的故事》时，小说里写王大妈的外孙女小达儿，坐在王大妈的膝上，尽自玩着自己心爱的红玻璃花筒，那一刻的萧红，身处离家千万里之外烽火连天的南国，一定无比思念她的东北故乡，还有和她一起长大的弟弟张秀珂。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那曾温暖快乐了弟弟童年的万花筒，此刻，又在她的记忆里一阵翻江倒海，她不禁凄然泪下。

　　然而姐弟俩相依为命、苦中有乐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不久，在继母的怂恿下，父亲张廷举给萧红定了一门亲事，男方是当地一个富家子弟，名叫汪恩甲。

　　萧红闻讯后，开始激烈反抗，并最终和表哥一道离家出走，入了北京女师大附属中学读书。

　　当萧红离家出走时，身为弟弟的张秀珂，因为年幼，还正在自家院子玩得不亦乐乎，他不能理解姐姐为何要因为定个亲就和父亲彻底闹翻。

　　在北京，因为表哥离去，萧红不得不再度回到哈尔滨。在哈尔滨，未婚夫汪恩甲又来寻她，他们住在东兴旅馆。后来，怀有身孕的她又被汪恩甲抛弃。

　　那时，萧红正处于人生中至为艰难的时刻，作为弟弟的张秀珂，同样不能理解，即使不愿向已经公开决裂的父亲索要钱财，为什么不可以向住在哈尔滨的叔伯兄弟借一点钱呢？

　　直到1934年，已经在齐齐哈尔读高中的十八岁的张秀珂，才终于读懂了姐姐当年的一意孤行。原来，要做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人，就必须付出这样的斗争和牺牲。

　　彼时的萧红，已经被父亲公开宣布断绝父女关系，并且将她的名字，从张氏族谱中永久除去。

　　在哈尔滨，她遇见了将她救出苦海的男子萧军，并且在萧军的帮助和鲁迅先生的关怀下，不仅走上了写作之路，还公开出版成名作《生死场》。

　　有一次，张秀珂偶然从报纸上读到署名为悄吟和三郎的作品，得知悄吟就是萧红，他立即通过报社，写了一封信给数年未见一面的姐姐。收到信后，萧红很快回信了。

　　不久，在姐姐的帮助下，张秀珂转学到了哈尔滨。正当张秀珂以为又能和姐姐像小时候一样快乐共处的时候，萧红却因为被特务侦缉，不得不和萧军一道，又匆匆去了青岛。

　　虽然不能和姐姐朝夕共处，但在哈尔滨读书的两年，远在青岛的萧红仍经常写信给张秀珂，并给他偷偷寄来《八月的乡村》、《丰收》等进步著作。

　　正是在萧红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革命进步思想影响下，张秀珂最终也和姐姐一样，走上了脱离地主家庭的从军报国之路。

　　所以，在《九一八致弟弟书》里，萧红才说：“于是我想，这都是我的不好，我在前面引诱了你。”

　　1936年，张秀珂高中毕业后，去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半年多。当时的萧红，因为和萧军的感情问题，也去了日本，短暂休养。

　　因为怕被当地特务发觉，在日本留学期间，张秀珂强忍对姐姐的思念之苦，一次也没有看望过她。

　　在日本，处处被人以亡国奴轻视和欺侮的张秀珂，于这年冬天，毅然回了东北老家，后来又辗转去了上海。

　　这一次，历尽一次次漫长分离和一再错过，张秀珂终于如愿以偿和姐姐在上海重逢，并朝夕共处。

　　在上海的半年，因为其时的萧红与萧军已有感情上的裂痕，所以夹在两人中间的张秀珂，感觉左右为难，处境尴尬。

　　有一次，萧红告诉张秀珂，她和萧军因为争吵，萧军一怒之下，竟然把电灯泡给打碎了，还把她吓了一大跳。

　　这时，很快从里屋走出来的萧军，却分辩说，电灯泡是不小心被碰坏的，还一把拉过张秀珂，和他絮絮叨叨说自己是如何的有理。

　　面对支支吾吾的姐姐，虽然在感情上他是站在萧红这一边的，但同为男子，他在理智上却更倾向于支持姐夫萧军。

　　面对姐姐姐夫隔三差五的琐碎争吵，七七事变后，拿着萧军写给红军部队的介绍信，张秀珂最终决定离开上海，北上抗日救国。

　　告别姐姐后，张秀珂去了西安。在那里，他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并第一时间写信把这件事告诉了姐姐。一个月后，他们的部队就渡河南下了。张秀珂自此便和姐姐断了音信。

　　在行军途中，他们的部队在五台、广阳一带多次与日寇作战，后来，部队又行军至汾阳、孝义一带。

　　1938年初，当张秀珂所在的部队在汾阳整兵时，萧红正和萧军、端木蕻良等人一道，受李公朴之邀，在离汾阳附近的临汾民族大学任教。

　　已和姐姐断了音信的张秀珂，再不会想到，此时，姐姐就在他附近。这是他们姐弟二人这一生，最后一次近在咫尺，却互不知晓。

　　在西安，萧红和萧军正式分手，不久又与端木蕻良回武汉结婚。后来同样因为战乱，萧红由武汉流亡到重庆，最终辗转去了香港，并在香港一病而亡。

　　另一边，与姐姐四年不通音信的张秀珂，自1937年参加工农红军后，1939年，他加入了中国，后来又在新四军七旅任宣传教育科科长。

　　在苏北新四军部队驻地，张秀珂有一次无意中看到军部出版的文艺副刊上，刊载了萧红困居香港的消息，才知道姐姐早已去了香港。

　　无比挂念姐姐安危的他，立即通过报社寄了一封写给姐姐的信，希望她能到他们新四军根据地来。

　　但是，这一封通过报社转交的信，在烽火连天的战斗岁月里，并没有被顺利寄到远在香港的萧红身边。

　　1942年夏，同样是在军部文艺副刊上，张秀珂读到了萧红病逝的噩耗，而那时，距离1942年1月22日萧红去世，已经过了大半年了。

　　至此，从小相依为命，长大后却因为走上各自不同人生道路的姐弟二人，从此天人永隔。

　　那一年，身为新四军战士的张秀珂才26岁。26岁的他，在陌生遥远的苏北大地，迎着夏日的骄阳，泪如雨下。

　　那一刻，他终于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他失去了唯一疼爱他的爷爷，唯一挂念他的姐姐，从此后，在这茫茫人间，真的要一个人踽踽独行了。

　　图 (左起)金人，袁淑奇，萧红，张秀珂和萧军拜谒鲁迅墓(1937年4月，上海）

　　抗战胜利，赶走了盘踞在东北大地十数年之久的日本侵略者后，离家十年的张秀珂，终于回到他朝思暮想的东北故乡。

　　十八岁那年，他独自一人离开家，去齐齐哈尔读高中，从此后，绝大多数时间他都和姐姐一样流浪在外。

　　离家时，他还是一名稚气未脱的学生，再度归来，他已成长为一名光荣的新四军战士了。

　　只是，这一次，疼爱他的爷爷早已去世多年，和他从小相依为命的姐姐也在遥远的香港病逝。

　　已经30岁的他，这一次特意回乡，到底心有不甘，他知道自己活着，不只是为自己，还为着死去的爷爷和姐姐，所以他特意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回乡，身后还跟着8个警卫员。

　　他这么大张旗鼓的回乡，不过是要给左邻右舍看看，给继母和她的孩子们看看，给从来就不曾给过他们姐弟俩父爱的父亲看看，当年的他们，犹如被扔在贫瘠荒野自生自灭的两株瘦弱无依的幼苗，如今凭着一己之力艰难成长，他们到底长成了参天大树。

　　他和父亲张廷举说起姐姐的死，父亲面无表情，无动于衷，仿佛他在说着一个和他毫不相干的陌生人的死，他甚至感觉连一掬同情之泪也不需要。

　　是啊，这个女儿，他早已和她断绝父女关系，并且将她从张氏族谱中除了名。她早已不姓张，当然与他毫无关系。

　　在这个回乡的难忘之夜，张秀珂独自一人，再次住进姐姐笔下的那个后花园。他要替姐姐好好再看看这个劫后的故园。

　　蝴蝶、蜻蜓、蚂蚱，在这个初秋的时节，依然随处可见，还有那满园子的小黄瓜、大倭瓜，仍然不管生离死别、世事无常，把它们长长的藤蔓，牵牵连连，密密匝匝爬满了一院子。

　　只是，在这个再熟悉不过的故园，时光悠悠已过二十年，他再也听不到爷爷慈祥的叮咛，还有姐姐银铃般的笑声。

　　夜深露重，繁星点点，独自一人在故园一遍遍徘徊的张秀珂，最后在一截断砖荒草处，慢慢蹲下身，失声痛哭起来。

　　在家短暂停留数日，再度重返队伍的张秀珂，在离家时，无意中竟发现前来送行的父亲，偷偷在他的马褡子里塞满了各种绫罗绸缎和金银细软。

　　他当下就发作起来，立刻叫来警卫员，将这些财物直接上交给了当时的土改工作队。

　　张秀珂只觉心里一阵堵得慌，曾经和姐姐缺爱无助的童年，那么多来自亲人的吵嚷与打骂，熟视无睹和冷嘲热讽，是任多少金银财富也无法补偿的。

　　他抬眼望向如今早已苍老慈祥，不复年轻时暴戾凶恶的父亲，一声长叹后，头也不回地扬鞭策马而去。

　　张秀珂走后，张廷举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让人贴在了张家大宅的高高大门上。那对联写的是：

　　曾经在他们的幼年和青年，被他赶出家门的长女，被他不管不顾的长男，如今，在他的眼里，都成了他们张家的辉煌与荣耀。

　　只是，这一份荣耀背后，独自艰辛长大的无数心酸与血泪，无助和彷徨，身为父亲的张廷举，又何曾知晓？

　　不久，张廷举以开明绅士身份参加了在宾县召开的松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参议员。后来，他还担任过黑龙江省政协委员。

　　而自此之后再度离家而去的张秀珂，在解放后，曾担任过东北二纵队政治部秘书、北满军区调查研究室主任。

　　1954年冬，张秀珂因心脏病到北京治疗。在北京住院期间，他见到了萧军，还见到了姐姐临终前，一直守护在她身边的东北作家骆宾基。

　　通过骆宾基之口，张秀珂才知道，在姐姐重病期间，她仍然无比牵挂思念四年未见一面的弟弟，这个和她历尽生活苦辛一道长大，如今在抗日战场参军报国，给了她无数温暖回忆，让她无限思念的唯一亲人。

　　隔着13年的漫漫生死长河，寂寂卧病在床的张秀珂，因为骆宾基的深情追忆，再度忆起和姐姐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回忆扑面而来，他泪落沾衣。

　　早已因病无法执笔的张秀珂，在病床之上，口述了一篇回忆姐姐的长文：《回忆我的姐姐萧红》。

　　1956年，年仅40岁的张秀珂，因病在北京去世，留给后人无尽的惋惜与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