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产品要走向世界，固然有很多艺术语言上的问题是需要寻找对接点，但更重要的是创作者要实现思维方法的转化。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民族音乐与音乐剧研究中心主任周映辰认为这是创作音乐剧《大红灯笼》留给她最为深刻的启示。

  音乐剧《大红灯笼》元月16日在北京天桥剧场亮相，首场演出后即获好评。有专家觉得，这部以原创性和民族性为特点的音乐剧作品，将成为中国音乐剧发展历史中，绕不过去的一部作品。

  周映辰却说，《大红灯笼》的成功，是一种“逆袭”。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她决定将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为音乐剧时，固然有支持的声音，但对于此剧前景抱有悲观态度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这是能够理解的。从题材上，这是一个“过于中国”的“老”故事，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创作于1989年，讲述的又是民国旧事，而因《猫》《妈妈咪呀》而为国人熟悉的音乐剧又是如此“不中国”的艺术形式，以音乐剧的形式改编《妻妾成群》，似乎并不是明智的选择。首先面临的就是艺术语言在转化上的难度，无论是从文化气质上讲，还是从美学品格上讲，这两者之间都存在很难跨越的沟壑。《妻妾成群》先后被电影、舞剧以及京剧和别的多个戏曲剧种进行改编，22年之后，再次改编为音乐剧，在题材选择上难免会被人讥讽为“炒冷饭”。

  这样的思维方法固然有其合理性，然而却是常态思维。周映辰在创作之初，完全清楚上述种种不利条件，但她却认为，换个角度看，这些客观存在的情况，未必就一定“不利”。反复被讲述过的中国老故事，本身已拥有着相当数量的接受群体，而这些人其实正是潜在的观众群。从经典建构的角度来看，正是一次又一次地被不同艺术形式反复讲述，这样的故事才构成了文化经典。譬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杨玉环和李隆基的爱情故事，从最初流传于说书人之口的稗官野史，到白居易的《长恨歌》，再到洪昇的《长生殿》，这一过程，既是经典的故事成就了后来的艺术家，也是历代艺术家的高水准演绎成就了故事经典。再回到音乐剧《大红灯笼》的创作本身，正是因为选择了为社会大众熟知的故事，创作者叙事上的负担反而减轻了，从某一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解放，使创作者能够更为专注地在精神、情感层面上塑造人物，完成艺术表达。

  音乐剧进入中国，必然面临着一个本土化的问题。相对于搬演国外经典剧目，原创音乐剧自然是更有难度，同时也是更有意义的艺术尝试。对于中国音乐剧从业者来说，用音乐剧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创造出属于中国的经典剧目，是梦想，也是责任。在实现国外艺术形式的民族化、本土化方面，我们曾经有过成功的艺术实践。一贯表现公主王子爱情的芭蕾舞与革命战争题材相结合，出现了中国的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更为宽容的交流成为可能时，作为中国原创经典的《红色娘子军》出现在西方同行的视野内，其高水准的艺术表达，赢得世界的认可，丝毫不令人意外。西方艺术学者对它的评价是：《红色娘子军》的价值，已经超出了时代和意识形态的局限，是中国艺术家对世界的独献。当然，题材选择依然要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周映辰说，之所以选择《妻妾成群》这部作品，最为根本的考虑还是艺术因素。《妻妾成群》的故事展开，是在旧式大家宅院，这样一个经典的中国文化空间，天然地赋予了创作者纳入各种中国元素的自由。音乐剧《大红灯笼》中出现了“京戏”、“菊花”、“紫藤花架”以及“井”等中国意象，并且充分借用了中国传统诗学中描神写意、讲究情景气韵的审美取向，音乐创作和舞蹈设计也都充分发掘了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与舞蹈的精髓，在尊重音乐剧本身艺术规定性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无接缝”式的艺术语言的转换。对于中国本土艺术元素的移入，也是让音乐剧落地生根的力量之一。在剧中，在梅珊这一角色的塑造上，中国戏曲中的水袖元素被充分使用，水袖既是塑造人物所需要的符号性元素，同时也是表达人物情感纠结和生死挣扎的艺术性手段。用富有节奏感的敲脚舞来表现鬼魅的动作，从接受效果上来看，也是很成功的。

  来自美国百老汇的音乐剧导演科普兰·伍德拉夫认为，这部剧的艺术水准，和欧美很多优秀音乐剧相比，毫不逊色。周映辰对自身同行兼合作伙伴对剧作的肯定，欣慰的同时也相当冷静。经典的诞生，需要一些时间的检验。作为行走在探索之路上的创作者，周映辰认为，《大红灯笼》是她长久以来思考的结果。

  传承民族文化艺术，既是我们获得创作突破的源头活水，同时也是文艺工作者的历史责任。而转换思维方法，用现代化和国际化的眼光，从民族文化中发现最具普遍性的人类经验，以审美最洽作为选择艺术语言的标准，不拘一格，勇于创新，比起坚持民粹主义和全盘西化论，也许是更值得推荐的另一种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计文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