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1月28日，哈尔滨气温降到了零下二十四五度。是日夜晚，我从位于黑龙江大学附近的一处内部招待所，来到了耀景街16号省文联、作协大院。踩着满地落叶积雪中趟出的一条弯弯曲曲人行小道，我走上后院汽车库二楼，凭着多年前的记忆，轻轻叩开了其中的一扇门。为我开门的人，正是曾任黑龙江省文联、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主要负责人的关沫南前辈。一见是我，时年70岁的他，愣怔之余，激动地一把将我紧紧地搂在怀里，半晌没能说出话来。我们已有好多年不曾会面了……

  那一晚，我们谈了很多很多，谈萧军，谈萧红……他告诉我，1981年春，为马上就要来临的萧红七十华诞，省委让他去北京向中央请示——给萧红以何种称号与待遇，以决定开成一个什么样规模的纪念大会。说到这里，关沫南很是激动地告诉我：小贺，你知道么？中央书记处给出了萧红是“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的崇高称号！

  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地聆听一位革命出身的当事人，神情严肃地谈及中央书记处对鲁迅生前钟爱的女弟子萧红的评价。

  1988年4月9日，我两次前往耀景街16号关沫南寓所谈及有关萧红萧军的线年从春到秋，我在哈尔滨松花江北的太阳岛某医院疗病时，曾先后不下十次渡过松花江去关沫南处访谈求教。直到1991年1月我在齐齐哈尔收到萧军夫人王德芬寄达的、头年10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达871页的《萧军纪念集》，读到该书第56-59页收入的由关沫南满含深情撰写的《莫叫斯人如梦逝》的怀念文章，方才知晓了当年他受省委委托，为举行萧红七十寿诞纪念大会赴京请示的简略过程。有关这个使命过程的话题，关沫南在文中是这样回忆的：

  1981年，我们要在哈尔滨举行萧红诞辰70周年纪念大会时，黑龙江省委派我去北京请示中央，给萧红以何种估价与称号。当时任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贺敬之同志，要我等待两天，经请示中央后告诉我，可以给萧红以“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的称号，并希望我们开成一个团结的会。我马上去当时住在团结湖的萧军寓所，说了这一条消息。萧军是多么高兴啊，拉着女儿萧耘和我一同到舒群府上，由萧耘录音，听我转达中央的决定。这是个光荣的称号啊，这个估价与肯定的精神，同样适用于老一辈的东北作家群。

  2002年5月20日，我应邀赴京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60周年的大型座谈会，含多位延安文艺座谈会出席者在内的众多延安文艺前辈出席。正是在这里，我得以与魏巍、贺敬之等前辈相遇并交谈。中午12时，座谈会结束步出新疆厅时，就多年萦绕在我心头挥之不去的问题，即1981年有关萧红被授予“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称号一事，我抓紧时间向到会的贺敬之前辈请教并作了印证。贺敬之证实，当年，在接到黑龙江省委委派的代表关沫南的请示后，受部里指派，他同关沫南作了接洽，也确实是由他向部长王任重同志汇报并向中央书记处请示的，尔后又由他奉命向关沫南当面作了传达。他证实说，是口头传达的，也就是说，没有书面批复的相关正式文件或领导批复的文字一类的东西。

  尽管如此，在2002年5月20日上午12时许，首都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门口，向贺敬之前辈当面求证以来，到2020年10月15日的18年间，对1981年萧红被党中央授予“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称号来龙去脉的追踪调查工作，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从来就没放弃。

  请允许我介绍一位学者——王观泉先生。王观泉先生是1958年人民十万官兵转业北大荒的老兵，上世纪90年代初退休前，在黑龙江省社科院文学所工作，是黑龙江最早被授予文学研究员的专家之一，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14—2016年间，在其上海万航渡路寓所的多次会面、攀谈中，我竟然意外地获悉，他还是最早提议并且自始至终参与筹备1981年纪念萧红七十寿辰系列活动的学者之一。十年“文革”结束后，王观泉先生沿着萧红当年最后归宿的足迹，南下广州，在银河革命烈士陵园凭吊萧红墓前后，就已经着手酝酿、并四处约稿与收集与之相类似的文章及材料。笔者手头有一份1979年7月12日萧军回复王观泉的信（一页原件，一页复印件，是王观泉先生临终前一年交至我手中的）。萧军的这封复信全文如下：

  使我感动的是，难得您本人以及哈尔滨文艺界同志，以及省出版部门，能够如此热情地关心这位短命女作家的作品，得以□□（字迹过于龙飞凤舞，无法辨认——引者），这不是简单的事。不独生者要感念，死者有灵亦将安心瞑目了！

  在随后的一年多中，我去王观泉先生寓所大约不下十五次，前后共收到了他的近十封来信，在每封来信里，都夹杂着一些他认为是对我“有用”的材料。2017年，王观泉先生辞世。在沪西龙华殡仪馆向他告别时，我又一次深深感受到了自己肩上承担的责任之重大：承前启后！而他生前给予我的这些文字资料，也确实比较珍贵而且具有“实用”价值。

  在赠送给我的书中，有前后相隔三十年、由他两次担纲主编的史料性颇强、汇集萧红同辈人回忆、研究萧红佳作的《怀念萧红》及其增订本。

  王观泉是萧红研究较早的推动者。“”结束后不久，经缜密构思，他向自己供职的黑龙江省文学艺术研究所寄出了一份“倡议研究萧红的计划”。计划简洁明了而又切实可行，具体有：

  四、出版萧红全集、萧红评论集。为提供研究方便，可先出版萧红在哈尔滨期间的作品集，较难找寻的未编集子的作品和回忆鲁迅的作品集。

  五、提请黑龙江省文联与广东省文联合议，将萧红墓搬迁到哈尔滨择地落葬，以了却萧红生前欲回故乡的遗愿。建议在呼兰县萧红故里设纪念馆，并在哈尔滨市立第一女子中学（现哈尔滨七中）原址设萧红纪念室，此三项工作建议由市文联会同东北烈士纪念馆、省博物馆、省图书馆协作办理。

  目前应先做第二项工作，准备第三项,然后再成立萧红研究会，完成第四项。在条件成熟后进行第五项工作。

  我们应当尊重为中华民族文化增添光荣和财富的文学艺术家，在经历了、“”十多年浩劫的今天，这样做更显得重要了。萧红的作品已经被冷落有年头了，她的坟冢也几已被遗忘在凄凉之中。我们有引以为萧红同乡之光荣，应当站出来，奔走呼号，替这位在残酷的世界里曾为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解放而献出年轻生命的作家，切切实实地作些宣传、评价和出版工作了。只活了三十一年的青年女作家萧红是热爱生命、人民、欢乐的，是喜欢厕身于热烈的气氛之中而不甘寂寞的，让她的含辛茹苦的创作首先在她的故乡——黑龙江获得读者吧。

  在收到王观泉“1979年2月于广州银河公墓凭悼萧红后感慨系之”，发出的以研究、弘扬萧红成就和精神为主旨的上述倡议两个月后，经研究，黑龙江省文学艺术研究所向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提出了进行会商的建议。

  在这封写给省作协组联处负责人的信上，省文学艺术研究所提出的建议全文如下：

  我所王观泉同志在公出期间，从广州寄来研究萧红的倡议，希望在全省能“切切实实地作些宣传、评价和出版工作”。

  现送上倡议书一份，请阅，并盼准备如何有效开展萧红研究的意见，在四月二十五日（星期三）上午八时半来本所举行座谈。

  七九年四月十八日在其后的二三年里，黑龙江省社科、文学界，正是循着王观泉先生这则计划的详细的细节内容和步骤，一步一步予以实施和完善的——除初始的迁坟设想不具操作性，后来因地制宜地改为在萧红故乡呼兰县林木森天的西岗公园内设立萧红衣冠冢、纪念碑外，其余各项，均一一得到了落实。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王观泉先生承担的工作至为繁重，尤其是对文献史料的发掘和收集工作，其所付出的心血之多，令人赞叹。

  在这里不得不说一说萧红香港临终前一直陪伴在其病榻旁，给予黑土地老乡和同为左翼作家深情关爱的老作家骆宾基先生，对于推动黑龙江省举行纪念萧红七十华诞活动，以及稍后不久萧红荣膺“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称号所起的及其重要的作用。1981年4月中旬，距萧红七十寿辰到来不足五十天，短短的八天时间内，为推动萧红研究走向国际化和黑龙江正在筹画中的纪念萧红的活动，近七旬之年的骆宾基先生，先后给主事人关沫南写出了两封亲笔信。

  下面是骆宾基于1981年4月11日自北京写给哈尔滨关沫南的信的主要内容：

  今接在京都御茶女子大学文学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平石淑子四月二日来信，提出很愿意前来参加在哈尔滨于夏间召开的纪念萧红先生七十诞辰的活动，并寄来她的《论“生死场”》一文，……总之，国际友人这份愿望很难辞却，且由本人提出，如果黑龙江萧红研究会方面无力负担其来往旅费，她能自己负担，甚至于作为旅游者全部自费也可以，只要求一份书面邀请，以便到我驻日本使馆办理签证手续，希望请示李剑白与陈元直两位领导同志，由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分会与萧红研究会出面邀请好么？前有葛浩文的经验，事得提前紧着办，望您大力协助，事关中日友好及文化交流，有益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务望早日来信以便我作答。”

  从骆宾基的这封信的内容，我们大家可以看出，当老作家骆宾基为日本萧红研究者平石淑子的参会写出这封信的时候，黑龙江有关方面已经着手“于夏间召开的纪念萧红先生七十诞辰的活动”的准备工作了。同时由于美、日两国萧红研究专家有意前来参会，省里就必须考虑依规向中央有关部门作必要的请示。

  距上一封信仅八天，急性子的骆宾基又给关沫南发来了第二封信。他在信中强调了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党组负责同志冯牧、孔罗荪等人，对日本萧红研究者平石淑子来华参加纪念萧红七十周年诞辰活动的重视和支持。骆宾基写道：

  今天萧耘（萧军女儿——引者注）来，承罗荪(即孔罗荪，时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常务书记、《文艺报》总编辑——引者注)同志之嘱，转告我：关于平石淑子愿意来我国参加萧红七十周年诞辰活动一事，在他接到我的信以后与全国作协管外事活动的冯牧同志（时为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引者注）商量之后的统一意见是：我愿寄信向黑龙江省文联或作协提出，如果黑龙江省同意给以邀请名义，以便前野（平石）获得签证，（一切费用可以由其本人负担）那就能由您们那里寄一份报告直接寄全国文联孔罗荪协助办理就可以了。……事关中日文化交流，也关系到中国现代文学在国外的影响，特此函告，请您们给以协助，促其实现为幸。

  从改革开放之初的那些年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在当年，国内各地接待外国专家、友人参会，或来华出席相关的学术研讨活动，邀请包括来自香港、澳门地区的学者、作家，无不有着严格的规定和报批程序。正是这两封承载着对已故战友、著名左翼女作家萧红无限深情的信，连同随后关沫南附给省委领导的信，最终促成了省委作出委派关沫南作代表，前往北京向中央请示的决定。

  在短短的八天时间里，接连收到萧红战友骆宾基发自北京的同一内容的信（按当时的邮递速度，第二封信大约是在4月21日收到的），关沫南深感事情急迫而不能延搁。于是，距收到骆宾基的第二封信仅两天，1981年4月23日，关沫南便提笔写信给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陈元直同志，同时还附上了骆宾基的两封来信供领导参考。关沫南的信全文如下：

  骆宾基从北京连来两信提出，日本东京都御茶水女子大学院（应为女子大学文学院——引者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生平石淑子，要求来中国到哈尔滨参加萧红七十诞辰纪念会，旅费自负。据骆过去来信说此人是专门研究萧红的，曾来过中国。希望黑龙江文联或作协能同意邀请，发一封邀请信给她，她持此信为办理来华手续。骆在第二信说前些天委托北京文艺报主编孔罗荪就此事询问作协总会党组常务书记冯牧，孔让萧军女儿萧耘告诉骆宾基，冯牧，孔罗荪说只要黑龙江去一封同意邀请的信，冯牧，孔罗荪就可以在北京给办理此事。骆在第一信中写明此事要向剑白书记和您请示，附上骆的两次来信，请能早日批示。（北京一些同志认为此事涉及中日文化交流，他们支持平石前来）。

  我二十六、七号去北京参加作协总会《民族文学》杂志第一次编委会，五月三日转到全国文联召开的鲁迅百年诞辰纪念的筹备会上去，九号开完，五月中旬能回到哈尔滨。您的批示可直接给省作协雪燕同志（即王雪燕，时任黑龙江省作协秘书长——引者注）办理（和北京联系）。

  我要特别感谢黑龙江大学博物馆馆长臧伟强先生，他在2020年10月无偿向我提供了从未面世的多件萧红战友与左翼前辈的珍贵手迹，其中就有上述骆宾基的两封信及关沫南写给黑龙江省委的请示报告原件。

  记得是2016年的六七月间，我再一次去上海万航渡路1523弄王观泉寓所，临告别时，他捧出了一堆在我到访前就精心检拾出来准备好的材料，极为郑重地交到了我的手中。瞅他那眼神，似乎有不少话要向我交待，但到了最后，却变成了一句“你今后会用得着的”。我拿回昆山家中后，翻了翻，内中的大部分都是有关萧红研究的资料。

  正是这包材料中，夹杂有一份极为珍贵的原始材料，从而一举解决了我寻踪多年来，有关1981年黑龙江省委向党中央请示给予萧红以何种称号，长期以来无文字佐证的这一疑难问题！

  这份极为珍贵的原始材料，是一张抬头印有“黑龙江省委便笺”红色字样的小开张纸手写复印件。其内容指向，正是1981年的早些时候，时任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陈元直同志的秘书，受领导委托写给时任黑龙江省文联、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主要负责人关沫南的信！尽管目前只留存下了第一页（从内容上看，第二页也不过一二行字就结束了），但究其意思，阐释的却是分外清楚、扼要。上面写道：

  您和骆宾基同志的信，陈部长都看过了，陈部长说这件事他决定不了，省委对情况不太了解，也不好定。他想请您去北京开会时带着宣传部的信去中宣部文艺局或您在京开会碰到周扬、贺敬之同志时问清以下几个问题：①对萧红应如何评价？这是最主要的问题；②把中宣部文艺局或周扬、贺敬之的意见用电话告诉宣传部，再决定纪念萧红七十诞辰的会开不开？开多大规模？要不要请外国作家参加？由谁主持开好？是省文联还是全国文联主持？还牵涉着萧红故居现在住的两户人家的搬迁等问题。

  从这封简短的、毫不起眼的便笺纸上，有关“把中宣部文艺局或周扬、贺敬之的意见用电话告诉宣传部，再决定……”的文字中，我们大家可以清晰地了解到这么一个初衷：在对待有关已逝世近40年的萧红给以什么样的称号与“待遇”的问题上，当时的黑龙江省委领导的诉求与期望值，是并不高的，即只要有一个合适的答复“意见”即可。

  但是到了中宣部，周扬与贺敬之两位部领导就不这样认为了：因为这是一个需要慎之又慎对待的问题，尤其是广大左翼作家备受折磨、摧残的“文革”结束才不过几年，还有一些老作家因为种种原因尚未及，关乎到整个1930年代作家，特别是鲁迅身边的那些作家的评价问题，岂是可以轻易对待的？据了解，时任中宣部部长的王任重同志，同时还担任着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在听取黑龙江省委委派的关沫南的口头请示诉求后，主管文艺工作的贺敬之同志，还有周扬同志等，很快向王任重部长作了秉报。在给予萧红以何种评价与称号的问题上，部领导们很快形成了一致意见。据贺敬之同志后来证实，中宣部领导简单碰头后，立即向中央书记处作了请示。于是，便有了七年后关沫南在怀念萧军的《莫叫斯人如梦逝》一文中对外公布的，那个令整个东北作家群、整个1930年代左翼作家和延安作家们倍受鼓舞的皆大欢喜的结果——“经请示中央后告诉我，可以给萧红以‘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的称号，并希望我们开成一个团结的会”。而这个结果，也是黑龙江省委领导委派关沫南前往北京请示时，不曾料到的回复。

  我至今心中隐隐作痛的，2016年夏的这一次会面，竟是王观泉先生和我之间的最后一次会面和叙谈：其同为作家、编辑的夫人鲁秀珍因病逝世于2016年12月30日，六个月后的2017年6月11日，王观泉先生也跟随他的夫人去了另一个世界。冥冥中，他交到我手中的那堆被其认为是“你今后会用得着的”的材料，居然成了一个临终托付，难道他有预感不久将不在人世？而且，也正是这堆材料中的那张看上去毫不起眼的便笺纸，竟然帮助我从源头上厘清了一个历史真相！我在想，倘若他能够活到今天，给我的帮助将会更多，也更为弥足珍贵，我的这项坚持了33年的工程也一定会锦上添花，至臻至美！

  同时，我还要深切感谢王观泉老先生对我这个萧红研究后来者的充分信任与厚爱！

  历时33年追踪调查1981年党中央授予萧红以“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称号这一全过程，从一开始没有一点文献资料可以查证的这个口头答复，继而在15年的时间里，先后与黑龙江省委派往北京的请示代表关沫南，与受委托传达中央书记处关于授予萧红以“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称号答复的贺敬之同志当面求证；又在其后的18年时间里，如同大海捞针般寻觅到些许原始点滴文字，到能够相互印证的与萧红密切交往的多位左翼作家亲笔信件手迹和相关报刊资料，形成了一条证据链。我可以自信地说，有关1981年春上，中央书记处给萧红以“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称号的经过最终水落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