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出32个亿，但周边的土地一分钱也没升值”；“现在我们想撤，却撤不出来”。

　　在法门寺项目出台到陷入僵局的时候，同一时间里，“曲江模式”出现了，并且疯狂生长。最终，二者于2006年走到一起。

　　提到曲江模式，则不得不提段先念。2002年6月，段先念兼任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主任，西安曲江新区发展公司总经理。此前，他是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西安大雁塔南广场玄奘法师塑像南侧，建筑塔吊正在忙碌施工中。这里已成为曲江新区“大唐不夜城”。“曲江系”开发下的法门寺、兴教寺连续陷入争议，“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曲江模式正在引发一连串的风波。 （威戈/图）

　　段先念履新后，将曲江新区定位为以旅游为主导产业的开发区。从2003年开始，曲江新区着手大雁塔景区、大唐芙蓉园、唐大慈恩寺遗址公园、唐城墙遗址公园、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等一系列文化产业的开发。

　　而所谓“曲江模式”，段先念曾对《经济观察报》记者如此解释：“曲江模式是文化资源加旅游，然后再加城市。文化资源经过整理，提炼、创意以后变成旅游服务产品，旅游服务产品带来人气、商气，周边的城市升值，有钱了，再返回来投到文化，这样一个循环。”

　　短短数年内，曲江新区房价飙升，一气从低洼地带，跃升成为西安市的顶点。而曲江新区也成为了西安市的江南区。

　　2006年10月1日，陕西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有限公司被批准成立，由西安曲江新区派出经营建设团队，全面负责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

　　2007年3月，曲江新区组建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团队，由曲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刘兵带队，任公司董事长，以“外援”的姿态奔赴宝鸡，法门寺文化景区工程再次启动。

　　2009年5月9日，法门寺景区建设完毕，顺利开园。但曲江系的建设团队却并未功成身退，而是留下来成为了景区的经营者。

　　2012年6月，法门寺景区文化产业集团公司常务副总唐喆在接受《中国证券报》采访时表示，“当初曲江介入是政府的决策，现在我们是想撤，却撤不出来”。

　　曲江模式的内在逻辑是：圈地→文化艺术炒作→全球招标搞规划→贷款→基本的建设→招商引资→地价成倍甚至数量级翻番→出让土地获得资金→炒文化概念、建主题公园→土地再次升值。

　　其中，“地价成倍甚至数量级翻番”是这样的游戏得以循环下去的胜负手所在。在此之前，都是投入，在此之后，才有产出。显然，法门寺景区工程并不是“曲江模式”的菜。

　　段先念在接受各个媒体采访时称：“法门寺我们出32个亿，周边的土地也没升值，一分钱也没有，原来是怎样，现在还是什么样。原因是什么？远离城市。法门寺不错，文化资源也不错，我们来旅游可以，但是你让我们住在这，把家搬到这，不可能。”

　　活人的钱一时半会赚不了，在二期开发项目中，曲江系盯上了死人的钱袋子。灵境项目名为人文纪念性观光园，其实就是利用当地土葬用地名额建设的祭祀用墓地。禅修林则是曲江文投计划在合十舍利塔周边东、西、北三侧，建设四个禅修主题的类似房地产项目。虽然景区的房价没有升温，但禅修林项目以产权式酒店的形式向银行抵押，得到数亿的贷款。

　　事实上，曲江系建设团队的介入，虽然让法门寺景区的建设问题迎刃而解，顺利完工，但之前所面临的资金问题并未解决，这颗炸弹只是被延后了而已。

　　2007年4月16日，陕西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时，总注册资金11亿。其中，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3亿元，占股份的27.27%，资金的其余部分，在政府的协调下，由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金堆城钼业集团有限公司、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随着曲江的介入，法门寺景区的投入一再拔高。首先，法门寺景区所辖范围成立“法门寺管委会”，由宝鸡市副市长兼任，取代了原有的“扶风县法门寺旅游开发区管委会”；其次，法门寺景区成为陕西省“十一五”十大旅游重点项目之一，规划面积也上升到12.5平方公里。

　　2007年，宝鸡市发改委向陕西省发改委打报告，提出投资总额已由2003年的6.8亿提高到15.2亿，省发改委同意了投资额的变化，并提出新增加的投资由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有限公司自行筹措。

　　景区建成后，陕西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有限公司更名为陕西法门寺景区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从当初的建设者，成为了景区的开发、建设、经营和管理者。而此前参股的公司纷纷撤资，所有的债务全部落在陕西法门寺景区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头上。

　　曲江文投2011年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显示，其投资控股的法门寺集团截至2010年9月末公司资产总额为34.2亿元，负债总金额23.2亿元。

　　债务并未到此为止。以2011年为例，当年景区接待游客135万人次，实现盈利收入1.4亿元，利润400万元，但来年集团所需偿还的借款利息高达1.07亿元，是利润的26.75倍之多。同时，2012年集团还需偿还本金3.2亿，这更是一个天文数字，与之对应的，景区不得不从工商银行陕西省分行等金融机构贷款5.2亿。

　　计算下来，等于运营一年下来，景区所背负的债务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2个亿。

　　随着债务雪球的越滚越大，法门寺景区疲于奔命的步伐也必须慢慢的变快。如果说2007年时，曲江系作为建设者面临的是一个“政治任务”，此时他们所面临的的则是一个生存难题。在此背景下，法门寺慈善基金会应运而生。

　　“基金会获得的资金，一方面用于‘慈善事业’，另一方面用于偿还景区文化产业集团的银行贷款。”

　　现在看来，法门寺慈善基金会是一个魔术。它是在寺方不合作、景区项目得不到“香火钱”支持后的变通之法。

　　在招商引资、银行贷款的路纷纷遇险前，法门寺集团的目光从未离开过香火钱——在2007年的调研当中，景区的工作人员发现浙江某寺，半年的香火钱就高达4.5亿。

　　尴尬的是，法门寺景区如果以企业的身份收取功德箱的香火钱，难免名不正言不顺。此时，参与法门寺景区运营规划的视袭国际文化投资集团将“法门寺慈善基金会”的概念抛出。

　　“由法门寺住持担任基金会的会长或秘书长等重要职位，并聘请佛教界知名的高僧大德为名誉会长。”在2007年编订的“法门寺旅游经济区战略定位与总体运营规划”中：寺方配合的重要性被再一次提及：“宗教特殊产品因具有宗教性，因此在经营商是否将其作为商品赢利，得取决于景区的开发管理模式。需处理与寺庙、博物馆等各方的利益，尤其是寺庙方的态度。”

　　学诚法师率先进入基金会负责人的人选名单。他是法门寺的住持，同时也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和秘书长，在宗教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学诚法师拒绝了这项提议。

　　随后法门寺的两位监院智超法师和贤空法师也被邀请担任基金会副理事长，同样被拒绝。

　　基金会的理事长最终由增勤法师担任。增勤是西安市大慈恩寺的方丈，当时还担任陕西省佛教协会的常务副会长，西安佛教协会的会长。

　　增勤目前已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成为基金会的理事长并非他本人的意愿，他笑称自己是“不理事长”。

　　增勤法师表示，基金会实际的运作由解颖负责，他对基金会的事务了解不多，本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理由，曾经在2012年提交过一次辞呈，但没有被批准。

　　南方周末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法门寺慈善基金会的秘书长解颖，系2011年3月自法门寺景区集团招商推广部副部长一职调至法门寺慈善基金会工作，担任基金会副秘书长一职，后升任秘书长，并继续兼任法门寺景区文化产业集团招商推广部副部长。解颖的前任邢培芬，则同时是法门寺景区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以及集团下属灵境置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据南方周末记者查证，2011年，基金会全年完成劝募收入5420余万元，其中货币募捐2456万元；翌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增加到7219万元和3612万元。相较于景区经营性收入的缓慢增长与低利润率，基金会的劝募收入是景区收入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2012年6月，在接受《中国证券报》采访时，法门寺景区文化产业集团公司常务副总唐喆曾表示：“基金会人员是由曲江文投向其推荐。基金会获得的资金，一方面用于慈善事业，另一方面用于偿还景区文化产业集团的银行贷款。”

　　而唐喆所称的“慈善事业”，据南方周末记者调查，指的是法门寺文化景区十八罗汉金身铸造项目，根据基金会拟定的项目计划书，该项目从2010年9月30日启动，计划在一年内铸造18尊罗汉，按每尊造价127万元计，整个项目共花费2286万元。

　　2009年3月20日，因为法门寺景区在寺院门口砌墙，僧人愤怒，他们手执木棍，冲出庙门，将近4米高的围墙推倒，同时关闭寺院山门，并在法门寺官网上发表公告以示抗议。

　　此时已值法门寺景区开业前夕，事件影响巨大，法门寺官网旋即被关闭两天。法门寺景区亦做出让步，保留法门寺门口车行通道。

　　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法门寺监院贤空法师的秘书福报居士给南方周末记者算了一笔账：在法门寺景区被开发之前，寺庙的香火钱高达近两千万，而2009年以来，一路暴跌。“只有以前的七分之一。以前我们每天开一次功德箱，五万块；现在一个星期开一次，还是五万。就是这样的差距。”

　　原因格外的简单，这与景区的路线规划有着直接的关系。法门寺寺院和法门寺景区呈“卜”字形结构。寺院位于景区东侧，是官方旅游路线上的终点站，游客们在经过21个功德箱及数位“大师”、“灵砖”的洗礼后，囊中往往已经羞涩。

　　“所有的游客从那走过来走一圈之后，这划点那划点，真正到法门寺的时候，想捐的时候兜里已经没钱了，因为他们那边功德箱太多了。”福报居士说。

　　此前有新闻媒体报道，称法门寺景区成立以后，每年付给法门寺两千多万元。福报居士对此进行了解释，“我们被兼并之前，收入就接近千万。说我们收入增长了是无稽之谈。2009年，我们和景区签3年合同，合同每年的金额，是在我们2008年门票基数上上浮3%。2008年我们的收入1600万，从2009年开始，他们每个月给我们141万。不管他们赚了多少，给寺庙是固定的。”

　　2012年5月份，二者合同到期，法门寺不愿续签，监院智超法师对此表示，这不是钱的问题，而事关法门寺的名声与僧人的名誉。

　　“本来佛教是让人向善的东西，现在搞得让人提起法门寺就想起不痛快的事。这是对佛法的一种亵渎。本来这个僧人很清静，那些假和尚一弄，给人心目中这些和尚就为了赚钱，毁坏了僧人的荣誉。法门寺的品牌声誉损坏，到头来会导致更多的人不相信佛法。”福报居士说。

　　法门寺的策略，是持续不合作态度。“福报居士称，2009年5月9日舍利供奉大典，学诚法师本来是不愿意去的，是作为任务硬压下来，学诚法师才去给景区端盘子，给景区的法像开光。”

　　法门寺景区项目启动之初，王志纲工作室在战略策划中表示，项目要坚持四老满意原则，四老即老头子（政府）、老和尚（寺庙）、老板（投资商）、老百姓（信众和游客）。

　　从目前来看，老百姓多有不满，法门寺景区因为经济账焦头烂额，法门寺则延续不合作方针，网上沸天的争议让地方政府也如坐针毡，这场3人4足的游戏，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

　　而“3人”的步伐显然已不在同一个点上。寺庙指责景区的工作人员不懂宗教，只顾追求利益最大化；景区的工作人员不停地申明他们来到这里都是被逼的，平白无故亏得要死已经很冤枉了，并表示寺庙只顾死守院墙内的一小片净土，没有菩萨的格局，没有去墙外那个更大的道场去普度众生，导致他们只好请假和尚；至于地方政府，“佛都”这个宏大计划让谁来接盘已是最紧要的问题。

　　李利安直言，这个局面应该越早结束越好。“我觉得这种模式存在一天，我就揪心一天，每一年来上百万人都是传声筒，一个人看到这场闹剧回去就告诉十个人，这种负面的影响在逐步扩大。”

　　福报居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2年3月29日，当时的地方政府曾向寺院提出过一个解决方案。

　　“领导说，能不能商量一下把这个景区交给你们寺院，当时我们没接。我们寺院背不起景区这个包袱，因为他们要移交，有几十亿的贷款。就算没有这些外债，接过来我们也负担不起。2010年法门寺管委会主任张敬原给我们做汇报，说每天开门，水电费加上员工工资，运营费就是二十五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