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女作家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便是“逃离”。逃离原生家庭，追逐寻找自我的人格尊严和道德权利，但正如鲁迅先生曾经指出的那样，娜拉出走之后会怎样呢？无非是堕落和回来两条路，因为横亘在民国女作家面前最大的经济问题，并不能靠着一腔热血和文学才能就能解决的，她们甚至不具备基本生活自立的条件，但即便如此，她们依然选择了逃离，这里逃离得最惨烈的，自然是萧红无疑。

  萧红的逃离，首先是由反抗封建父权家长制开始，而反抗父亲，又以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开始。在萧红的记忆中，亲人总是缺乏温情的。祖母冷漠而凶狠，呵斥与谩骂充斥着她的耳膜。接着是父亲，父亲更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和主宰，家里所有人都怕他，包括他新娶的女人，萧红的继母也怕他，但继母并没有因她是同样受压迫的女人就特别关照萧红，她给予萧红的同样的是排斥和冷淡。

  萧红是有反抗精神的，正是这反抗精神促使了她一次又一次的逃离与抗争。她第一次的决绝反抗就是逃婚。当时她的父亲给她订了一门亲事，对象是呼兰地主汪廷兰的儿子汪恩甲。其实萧红并没有一开始就拒绝汪恩甲，相反，两人最初还是是时常通信的，但在信件中，汪恩甲逐渐暴露了他富家子弟的没落气息，还暴露了他抽的陋习。萧红便日益不满，她对父亲说想要退婚去北平念书，遭到父亲的拒绝，此时最疼爱她的祖父也已经去世，萧红苦闷万分，就逃到了当时在北平念书的表哥陆振舜处。

  陆振舜早有家室，他们的事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并令她的家人受到牵连：她父亲时任省教育厅秘书，因此事被撤职，弟弟被迫转学，汪家也退了婚。而她自己，也没能和陆振舜走下去——1931初，陆振舜抵挡不住来自家庭的压力，回到了哈尔滨，而萧红也在回家后被变相地软禁在了福昌号屯这个偏僻的小镇上，十个月后，萧红才艰难地从这个镇上逃离，来到哈尔滨。

  十个月后，萧红从福昌号屯逃出，来到哈尔滨流浪，在饥饿、孤独的痛苦之中，从来就没对逃离家庭的后悔。她的弟弟曾劝她回家，并且问萧红需不需要钱，萧红骄傲地回答，不需要——其实她是真的不需要吗？彼时的她，早已弹尽粮绝，她之所以拒绝弟弟的救济，是不想和家庭有任何金钱的牵扯，要划清与父亲的界限。

  只是，萧红不愿意接受父亲的钱，却还是去找了她的前未婚夫汪恩甲，汪恩甲收留了她，可是汪家却不待见她，两人只好住进了哈尔滨东兴顺旅馆，萧红这时再不能嫌弃汪恩甲抽大烟了——大概此时的她已然能够明白鲁迅先生所说的那句话吧：“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在汪恩甲已经入不敷出的时候，萧红怀孕了，汪恩甲回家求救，结果被家里扣住，萧红找上门去，又被汪恩甲的哥哥怒斥，萧红愤而上法院提告汪恩甲的哥哥代弟休妻，不成想上庭的时候，汪恩甲却向法官表示，他确实打算离婚，于是法院判决他们离婚，萧红怒而出走，汪恩甲追上来道歉解释，两人又和好了。

  这看起来匪夷所思的一件事，其实很好理解，萧红需要钱，汪恩甲也需要，萧红向汪恩甲低头，汪恩甲也需要向家庭低头——到了1932年，汪恩甲已经在旅馆里欠了四百多元，他回家取钱，却从此一去杳无音讯。

  很多人说，汪恩甲是抛弃了怀孕的萧红，但笔者却认为这值得商榷，因为当时兵荒马乱，汪恩甲一去不至于全无消息，他有很大的可能性丧生在乱兵之中——只是无论是何种原因，萧红失去了依靠，毫无进项，旅馆老板已经准备把她卖到妓院抵债，在这种情形之下，她遇到了萧军。

  许多人把这二人的相遇描绘成一个英雄救美的美好传说，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想一想，但是的萧红，因怀孕而臃肿的身躯，潦倒的衣着，都缺乏女性的魅力，如何能让萧军一见钟情呢？让萧军感到要“不顾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这颗美丽灵魂”的，是萧红的一首诗：

  这首诗激起了性格豪爽又侠义的萧军的英雄情结，激发了他的拯救者精神，但这种精神无疑是居高临下的，萧军的爱是无所顾忌的，是率性而不顾一切的，而萧红则是呵护和珍惜的，这爱情的开端就是不平等的，萧军认为我在拯救你，而萧红也觉得自身被拯救了——但萧红同样是叛逆的，她过去的逃离已经说明了一切，因此他们之间的情感危机越来越深，过去的英雄现在变成了不堪的男权主义，萧军脾气粗暴，对妻子的不屑，让萧红感到难以忍受，并且让她联想到她的父亲，萧军也说，他爱她，但是她不是一个妻子，尤其不是他的妻子。

  两人在穷困潦倒时还可以相守，到了声名鹊起、约稿不断，终于能不为生活担心的时候，情感的摩擦反倒终于全方面爆发了，萧军不但对她态度粗暴，还多次不忠，这让萧红无比痛苦，1936年7月，两人终于决定分开了。

  与萧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端木蕻良是一个很有依赖性的人，他柔弱而有艺术家的气质，当二萧的感情陷入困顿时，端木曾经给予过萧红安慰，这让萧红很感激——1938年，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嫁给了端木蕻良。这让两人的朋友都感到惊诧，二萧共同的朋友讶异于端木的散漫和洋派，端木的朋友则好奇他娶了一个憔悴的孕妇。

  这段婚姻里，萧红果然像老朋友们预料的那样，她变成了照顾人的一方，端木的自我与软弱让萧红对这段婚姻也越发摇摆，何况到了1941年，萧红的肺结核已经很严重，卧床半年了。只要端木蕻良几天不出现在她的身边，她就会感觉自己已经被抛弃了，直到端木回来，她才会稍微平静一些。

  在病榻上，她又抓住了另一个人——骆宾基。骆宾基是她弟弟的朋友，当时大战爆发，骆宾基护送萧红进入思豪大酒店五楼后，端木蕻良消失不见，萧红请求骆宾基将她送到许广平那里，骆宾基无奈地放弃了抢救自己手稿的想法，留下来照顾萧红，一直到萧红去世。

  根据骆宾基自己的日记记载，当时他是感到萧红对他而言是个负累。可是日后葛浩文《萧红评传》中却说，在萧红去世之后，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前往桂林同在孙陵那里谋差使，两人因为打架被劝退了。打架的起因就是骆宾基拿出了萧红的遗信，遗信中大骂端木蕻良，还说她的作品版权里没有端木蕻良的份，端木蕻良十分生气，两人不但打了起来，日后还一起去上海杂志公司分公司理论，结果是骆宾基胜诉。骆宾基还透露说，他获得了萧红的爱，准备两人病好了就结婚——但葛浩文的这一说法，遭到骆宾基的部分否认。

  萧红在临死前，对骆宾基说了一段话，也许这就是她对自己这些爱情的定论吧：“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个女人。”

  在萧红的一生中，给予她全然只有温暖的三个人都与爱情无涉：一是她的祖父。假如没有祖父，那她连学都上不了，她曾说，有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第二是鲁迅先生。鲁迅说萧红一直孩子气不改，确实鲁迅先生是把萧红当做孩子一样的，萧红在鲁迅先生面前，也像个孩子一样依赖鲁迅先生；第三便是柳亚子先生，在萧红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偶然相识，并且一见如故。当时病弱的萧红处在人生的孤独与无奈之中，柳亚子经常去看望萧红，陪她聊天，有时还带些花来，给病中的萧红无数的温暖。

  可以说，在中国现代的女性作家当中，能够写好乡村题材的女性是寥寥无几，很多人尽管出身乡村，但自对城市的灯红酒绿十分向往，她们爱将目光投向城市的浮华喧嚣，对乡村生活则不屑一顾，甚至害怕别人这里认出她们的本来面目，她们努力将自己打扮成天然的城市人，萧红则是这些女作家中的一个例外。她没那个时代小资女人的做作与孤高，也不盲目自恋，她的文字总是虔诚和质朴的，她的所有的痛苦的遭遇没有让她成为一个虚假矫情的作家，而是让她成为了一个天然对底层人民抱有同情的作家，她的朴素与真诚就是她时隔多年仍能打动我们的原因。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