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究竟有怎样的意义？在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前，不妨来看一看今年这部最为文艺的国综节目。数位足以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姓名的作家们，齐聚在分界洲岛上，谈论文学、谈论教育、谈论友谊、谈论人生。或从我们能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领会更多精神的力量，以充盈的心态，去享受当下的鸟语花香，积极拥抱变化，乐观迎接新一年的挑战。

  东经110度2分，北纬18度5分。这是海天万顷之间一座绿色的小岛，像一块放在碧蓝器皿中的翡翠。

  它是海南岛南北气候的分界线、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人文分界线，也是现在陵水县与万宁市的行政分界线。

  余华、苏童、西川、程永新、叶兆言、祝勇、欧阳江河、黄蓓佳……一群中国知名的作家和诗人来到岛上，读书、聊天、叙旧。

  这是一档外景纪实类节目，名叫《我在岛屿读书》。它由今日头条与江苏卫视联手制作，已经有了4.4亿的播放量，豆瓣评分9.1。

  取这个名字，一是因为书屋坐落在分界洲岛；二是进了书屋后，就远离了身后那个嘈杂的、忙碌的世界，可以静下心来看几页书。

  书架上是一排排一架架的书，足有五千多本。从《唐诗鉴赏辞典》到文学名著，不一而足。

  作家里，第一个上岛的是苏童，一副黑框眼镜下罩着浓眉大眼，头发剃得短短。他的小说《妻妾成群》就摆在书架上。

  苏童是17岁考上北京师范大学，26岁写出《妻妾成群》的天才作家。三十年前，《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和第4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银狮奖。

  “海岛带给我海浪、咸味、孤绝感；……在海边，每一块石头都是大地的尽头。”

  80年代是中国诗歌的井喷年代。西川和海子、骆一禾三人并称“北大三诗人”，是中国现代诗坛最引人注目的风景之一。《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寻找海洋》……他的诗在当时的中国高校，被无数人手动传抄，奉为经典。

  一看到书架，西川就犯职业病，忍不住动手要给它们重新排定座位次序。谁和谁应该是一类，应该放在哪一个地方……那是他多年来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馆长的职业习惯。

  第三个来的作家是余华。62岁的他头发已经花白，穿着打扮却颇随意——大墨镜、花短裤、沙滩鞋，深一脚浅一脚走在南海的沙滩上。

  余华的作品，是从一万颗牙齿开始的。年轻时，他在乡镇卫生院做牙医，但并不是特别喜欢这个职业，于是辞职开始写作。

  他想用文学改变命运。连续写了5年，一直被不停地退稿。邮递员最后连门都懒得敲，每次都把退稿从围墙外面直接扔进来。

  尤其《活着》，已经重印了六百多万册，而且新冠疫情这几年印得格外多。它给中国人的生存哲学，提供了一份深沉哀伤的样本。

  “就你当年给我写的信最无聊！”余华提起一桩往事：当年，苏童给他写信约稿，内容是：“余华兄，能不能给我们《钟山》杂志写一篇小说？……握手。”

  结果他看完这封信，发现不对。在字里行间，有隐隐的笔画痕迹，显然是上一封信的笔迹透过来印上去的。

  仔细辨认，发现是：“姐，能不能给我们《钟山》杂志写一篇小说？……握手。”一模一样！

  巴金、靳以创办的这本杂志，是新中国第一本大型文学双月刊。这份发行量最高达到过一百万份的杂志，是几代作家的摇篮。

  一上来就是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对中国小说历史的一次梳理。然后是艾芜的长篇小说《百炼成钢》、老舍的剧本《茶馆》，接下来是严文井、冰心、沙汀、刘白羽……都是可以写进中国文学史的名字。

  《收获》有个特点：作者的名字都是手写体。那是巴金定的规矩，剪取作者的手写签名印在上面。杂志是人学，他希望呈现一些生动、带着人文气息的特点。

  带这本杂志来到岛上的人，更是当代文学史的见证者。他的头发已经稀疏，但目光分外明亮。正如三十年前他站在巴金身边合影时一样。

  程永新，1982年还没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时，去《收获》实习，就留下了。一直做到今天，当上了主编。

  余华的《活着》、苏童的《妻妾成群》、王朔的《顽主》、贾平凹的《高老庄》，程永新都是责任编辑。用苏童的话说，他是“我和余华成长道路上很重要的一个伯乐”。

  用程永新的话说，编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欣赏，“作家写出好东西，要有一双眼睛去欣赏它”，其实是一个“审美的过程”。

  余华在一次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活着》这样的小说，在1992年没有其它任何一个文学杂志敢发表，除了《收获》。

  “主要是有主编巴金。他女儿李小林胆子大。……李小林是这样一个态度，如果你这本小说她真的很喜爱，哪怕是冒着被撤职的风险，她也发了。”

  《许三观卖血记》准备发表时，巴金的气管已经切开，躺在病床上，李小林给他读了一遍。巴金吃力地点点头，觉得应发表，这样才发表出来。

  巴金说过，晚年的长寿是对他的惩罚。但正因为他的存在，《收获》和一批批作家得到了庇护。

  《收获》还有一个传统。当年，《收获》的编辑以从来稿中发现优秀的新作家为荣，一经发现好稿子，会整个编辑部传看。

  直到现在，编辑们现在还继续发无名作者的好稿子；而不是像很多杂志那样，宁可发成名作家的烂稿子。所以作家们都有一个自觉：哪怕名气再大，也不把自己不满意的作品给《收获》。

  余华曾经说过：“巴金的长寿，让我们这一代作家有足够的时间，能够自由地成长。”

  这次在分界洲岛上，余华、苏童还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客人——当年先锋派小说的“带头大哥”，作家马原。由于身体原因，马原只可以通过视频和他们聊天。

  上世纪80年代，他们一起在鲁迅文学院上学时，除了文学不会谈别的话题。马原号称读过两千部左右的长篇小说，他们都很怀疑这一个数字。后来作家格非去核实，发现马原居然能说出哪一部是什么出版社的，这才心服口服。

  叶兆言的祖父，是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叶圣陶。“语文”这门科目的名字就是他起的。叶家三代人都对文学无比热爱，也都在《收获》上发表过作品。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道特殊的景观。

  叶兆言说自己是个书呆子，“我去哪里，都会去图书馆。看到书，我心里确实是比较高兴的。”

  “在我们还不知道书是什么的时候，你已经阅览过你们家老爷子的书房了。”苏童插嘴。

  “我祖父其实不藏书的，他的书谁都可以拿。真正对文学最狂热的是我父亲（原《雨花》文学杂志主编叶至诚）。”

  叶兆言回忆说，在1978年，父亲光订各种各样的文学期刊，就能花四五十块钱。这个习惯影响了他，他家的电视柜底下，至今还收着满满一柜子的《收获》杂志，他不时还要看一看。

  40多年前，学生时代的叶兆言、马原就相识了，两人写的小说都难以发表。叶兆言记得，马原会拿着退稿四处逛，很有先锋派作家的样子。

  “对于写作者来说，先锋是一种姿态。真正的作家是特别孤单的，甚至孤独的。因为写作是独立性的。”

  “写出来不重要，成名不重要，坐在那儿的背影很重要。我现在也是这样写作的。”

  一群60岁左右的作家、诗人、编辑坐在一起，聊唐诗、聊散文、聊类型小说，聊读书对自己的影响……当然，也聊彼此间的启发和交往。

  余华深有感触地说，这次来以后，一个很大的收获是：一群多年相聚从不谈文学的人，又开始重新谈文学了。

  比如谈到散文时，程永新总结散文的灵魂是自由。余华谈到，如果只是一篇散文，就太单薄了，散文背后一定要承载历史、文化、哲学、故事等更厚重的价值。

  他想起了罗兰巴特的《埃菲尔铁塔》里的一句话，“在巴黎唯一看不见埃菲尔铁塔的地方，只能是在埃菲尔铁塔里面。”

  “读书的好处就是，让我清楚自己是谁，让我接纳没有经历过的经历和情感。但这本书一定要跟你相遇。如果你没有感觉，那么你还没到跟它相遇的时候。”

  他自己是35岁那年才第一次发现鲁迅。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家里一本鲁迅的书都没有。去买了一本，翻开《孔乙己》，一下就被震撼了。

  《孔乙己》一开头就写了咸亨酒店的格局，写到孔乙己是唯一穿长衫、在柜台边喝酒的人。聊聊几笔，就把人物的尴尬处境交代了出来。

  本来，作家是不愿意参加这种活动的。“大家都说作家是作品背后的影子，你把影子拉到现实中来，它跟你的想象肯定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怎么回事不需要见作家。”

  苏童说，就像马尔克斯如果来到我身边，他的神秘感立马消失。托尔斯泰如果来了，他会是一束光，不要走近我。

  但这一次，作家们还是来了，走到网络站点平台和大众面前。但今天如果还躲在文字背后，那种生活是僵化的，所以不要躲在背后。

  它最大的创新之处在于，不设固定环节、不设任务挑战，作家们只是坐在一起聊一聊，出去走一走。这让它在一众综艺娱乐节目中显得像一股清流。

  这也是《我在岛屿读书》受欢迎的缘由。如今，它在豆瓣上的评分是9.1分。在今日头条上，“我在岛屿读书”的线亿。

  这部国综不仅拉近了大众和作家的距离，也能让我们以作家的视角，去感受他们的热爱与坚持，同时也再次召唤出读书的意义和价值。

  许多人说，看完节目有一种想要阅读的冲动，有人看完后疯狂买了很多书。或许，这档读书节目的目的就已达到了。